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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交易中支付寶規則的作用和局限性

    添加時間:2014-12-26 20:42

      一、網絡交易中第三方支付規則:現狀及研究的問題。

      隨著網絡經濟時代的到來,電子商務迅速崛起。作為中間環節的網上支付,是電子商務流程中交易雙方最為關心的問題。而第三方支付平臺在商家與消費者之間建立了一個公共的、可以信任的平臺,滿足了網絡交易雙方對信譽和安全的要求,因此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發展。根據艾瑞咨詢集團(iResearch)發布的《2012 -2013 年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截止2013 年3 月底,中國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業數量已達223 家;2012 年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交易規模達到12.9 億,而在2010 年,這一數字僅為5.1 億元,三年內增長兩倍多。

      作為一種基于信息技術的市場交易行為,網絡交易必然會面臨與其他市場行為相同的共性問題。其中,如何降低市場行為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對于提升經濟績效、繁榮網絡交易市場是至關重要的。而要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一系列有效的制度作為交易的行為準繩,“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市場不是出于由市場參與者參與其中的制度結構之中”.通過觀察我國網絡交易的制度現狀可以發現,專門性的國家法律法規尚未健全,更多的是依靠第三方支付企業制定的規則---如各種網站政策、條款以及用戶協議等---對網絡交易進行規范,引導和控制交易者的行為。這些企業規則的產生,因應了規范市場秩序和國家正式制度缺位的需要,也體現了企業“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在節約交易成本中的重要作用。那么,由此引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企業規則在規范網絡交易行為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有哪些局限? 在國家正式制度目前缺位的情況下,將來應如何協調國家法規與企業規則的關系?

      為了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本文選擇浙江支付寶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下文簡稱“支付寶”)的相關規則作為研究對象。從市場格局分布來看,支付寶占據了我國第三方支付市場的半壁江山,這使得對其的研究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二、支付寶規則的作用分析。

      從制度設計上看,支付寶是圍繞“交易”這個核心概念來設置規則體系的。其規則詳細規定了交易和付款的流程,買賣雙方依靠互聯網傳遞交流信息、進行交易。從其規則的具體內容上看,呈現兩個較為顯著的特點:一是更加重視對買方利益的保護;二是重視提高網絡交易的效率。這兩個特點很好地鼓勵了消費者參與網絡交易,有利于培育廣闊的網絡市場,提升網絡交易的經濟績效。這也是支付寶規則的核心作用所在。

      1. 對于“滯留期”的制度設計能夠有效降低交易風險。

      在傳統交易過程中,一般情況下都是買家先了解商品的相關信息之后,再進行購買。而在網絡交易過程中,主導權則更偏向于商家。一般情況下,消費者通過虛擬信息了解商品之后,需要先支付全款,商家再通過快遞或物流將商品發往消費者。這種交易模式可能產生商家收到貨款卻否認交易的風險;同時,消費者在收到購買的商品之后,若發現質量問題,或者商品與網上描述嚴重不符,要退款已屬不易,再要追償就更是難上加難。

      而支付寶對于“滯留期”的制度設計,能夠較好地避免上述交易風險,這也是支付寶之所以能夠充當交易和信用中介的關鍵所在。從買家付款起開始計算,貨款在支付寶滯留的這段期間稱為滯留期。其具體時限的長短須留足賣家安排發貨的時間、貨物在途運輸的時間、買家對所收到的貨物做出反應所需時間。在使用支付寶進行網絡交易時,買家的貨款應先支付到支付寶的銀行賬戶內,等到買家在其交易系統內確認收貨后,貨款才由支付寶的銀行賬戶轉入賣家的支付寶賬戶。在貨款滯留期期間,支付寶有效扮演了買方貨款的托管者的角色,能夠較充分地避免因賣方原因而導致的交易風險。這對于因為擔心欺詐而不敢輕易嘗試網上購物的消費者來說,大大增強了其參與的信心。

      2. 對“交易自動關閉”的規定能夠督促買賣雙方快速結清交易。

      在網絡交易中,付款和交貨是買賣雙方各自的主要義務,如果未能充分、及時履行,應屬于“一方當事人遲延履行主要債務”.對于遲延履行行為,學說和實務上都已將其確立為債務不履行的一種形態。因此,不履行方承擔法律責任也是應有之義。

      而支付寶《交易超時規則》中規定,買家逾期不付款,默認關閉交易;賣家逾期不發貨,買家可以申請退款。買家有權申請退款也意味著其不再承擔付款的義務,交易喪失了對其的約束力,相當于被關閉。支付寶的這一規定相對于我國正式法律規則而言,是一種制度創新。從我國《合同法》的規定看,與遲延履行導致合同解除相關的條款是第94 條第三、四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從第三項規定的內容看,合同解除具有“催告”的期限余地,與之相比,在支付寶交易中對于合同的解除則是期前提示,一旦遲延,履行期滿時交易就自動關閉,沒有期后催告的余地。

      從第四項規定的內容看,“無催告即時解除”的情況需要滿足“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這一條件,也即“根本違約”.但網絡交易大多數都不至于“違反期限履行債務對他方當事人已毫無意義”的情況,因此《合同法》的這項規定難以在網絡交易中發揮規范作用。而支付寶對于交易自動關閉的制度設計,能夠盡快明晰交易狀態,督促買賣雙方在互聯網環境下快速結清交易,防止因遲延履行而引發不必要的糾紛。

      3.“風險轉移”的規則更有利于保護買方權益。

      在網絡交易中,經常涉及貨品的運輸。在運輸過程中,有可能產生“買賣合同標的物由于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毀損、滅失所造成的損失”,由此導致該損失應當由誰來承擔的風險負擔問題。在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中,風險負擔的原則是:當事人有約定的,依約定;如無約定或約定不明,按照該法六十一條的規定進行合同補充或合同解釋:首先應當由雙方進行協商,協商不成依據合同有關條款或交易習慣進行補充。若適用六十一條仍無法補充合同漏洞,則依照《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條和第一百四十五條,無論運輸工具是由出賣人安排的,還是由買受人安排的,出賣人的支付義務在貨交第一承運人時完成,此時風險也發生轉移。

      但在網絡交易中,關于貨品運輸中涉及的交付地點、交付義務等卻不一定為買賣雙方所約定。這就意味著如果按照《合同法》規定,買方在風險負擔問題上處于弱勢地位(例如,由于難以追查貨品的損壞是運輸過程中造成的還是商家在發貨時就提供了次品,這就極易導致交易風險,使買方利益受損)。而《支付寶爭議處理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則較好地保護了買方利益!稜幾h處理規則》第 2條第1 款規定了貨物風險轉移的規則:“除非法律規定或者交易雙方另有約定,貨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貨物交付(收貨人簽收)之前由發貨人承擔,交付(收貨人簽收)之后由收貨人承擔;在承運人責任導致貨物毀損、滅失的情況下,發貨人向承運人追償不影響交易糾紛的處理,發貨人應依照本規則承擔相應損失。”由此可以看出,支付寶規則的“收貨人簽收時風險轉移”原則和《合同法》“貨交第一承運人風險轉移”的原則明顯不同。如果采取《合同法》的規定,對買方來說,其承擔風險的時間節點為出賣人將標的物交付給第一承運人時;采用支付寶的規則時,風險轉移時間為買方簽收時。相比而言,支付寶的規則對買方更加有利。

      4.“信用評價制度”能夠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

      在網絡交易當中,買賣雙方由于難以充分獲取對方的信息,因此面臨著交易風險。對于風險的規避,已經有前述的相關規定作為保障,但這些規定更多的是在保護個案交易中發揮作用。由于網絡交易數量的巨大,交易主體眾多,這就為那些潛在的違背交易規則的行為提供了空間。

      因此,建立起一種直觀地、反映交易主體可信度的信息體系,對于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具有重要作用。

      在這方面,支付寶的“信用評價制度”較好地發揮了信息平臺的作用。例如,在淘寶網的支付寶交易中,買賣雙方可以互相評價。評價分為“好評”、“中評”、“差評”三類,每種評價對應一個信用積分,“好評”加一分,“中評”不加分,“差評”扣一分。評價分的累計可誕生各種信用級別的買家和賣家,最高為“五皇冠”級別。在這個機制中,網站的名聲系統擔當了交易記錄保存者和信息發布者的角色。

      作為一種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信任的方式,“名聲系統”已經在電子商務實踐中顯示了其作用。通過該系統可以收集、發布、統計參與者行為的反饋,幫助人們選擇交易的對象。

      通過良好的信用記錄積累名譽,可以將對行為主體的獎懲與其提供的信息或外在可觀察的信息聯系起來,從而將行為的社會成本和收益內化為決策者個人的收益和成本,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

      5. 對于爭議資金的規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處理交易糾紛。

      在任何市場交易中,都可能產生糾紛問題,網絡交易也不例外。如果說前述相關規定都是支付寶對糾紛的預防機制,那么,在糾紛發生后,如何解決糾紛也是支付寶規則所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當糾紛發生后,買賣雙方最關心的是貨款流向,而這也是支付寶首要處理的問題。由于交易雙方都在支付寶設有賬戶,因此支付寶對于爭議資金的處理存在一定便利。其《服務協議》中的相關規定也為此奠定了基礎:“(支付寶)不會將您的資金用于非您指示的用途上(支付寶交易規則約束的交易除外)。”這意味著,當用戶之間發生交易糾紛時,支付寶“有權根據本協議(支付寶服務協議)以及《支付寶交易規則》自行判斷并決定將爭議貨款的全部或部分支付給交易一方或雙方。”因此,糾紛時的貨款處理,將依照支付寶交易規則來進行。

      但是,支付寶可處理的資金范圍僅限于“爭議貨款”,且僅當該貨款仍在買賣雙方的支付寶賬戶時才能執行,它無權處理任何一方當事人在虛擬賬戶中的其他款項。在支付寶處理投訴時,除了決定貨款的流向這一彌補性的措施以外,還可能“視情節輕重采取相應措施”,最嚴重的處罰是“凍結支付寶賬號”,停止支付寶的服務。

      總之,支付寶通過其制定的相關規則,能夠較好地保護消費者參與網絡交易的積極性,提高網絡交易效率。但這種作用的形成,不是企業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產物,而是與其所處的市場環境有關,是企業出于對自身利潤的追求而形成的。從支付寶的交易額看,約有70%的交易量來自淘寶這一主營 B2C、C2C 交易的平臺,因此對消費者的保護也就是在保護支付寶自身的利益。正是由于其追求利潤的企業屬性,使其制定的規則在具有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

      三、支付寶規則的局限性分析。

      支付寶規則的局限性較為突出地體現在對糾紛問題的解決上,存在一些“力不愿及”之處。在支付寶規則中,《支付寶爭議處理規則》是糾紛解決所依據的最主要的規則文本,本文將結合其中的具體內容對其局限性進行分析。

      依據《支付寶爭議處理規則》的規定,所受理的爭議限于交易雙方使用支付寶交易,并遵守支付寶網站上公示的各項規則時的交易糾紛,且“只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境內交易產生的爭議,涉及到國際交易爭議的,另案處理”.具體而言,支付寶主要是針對商品未收到、商品與描述不符或存在質量問題、買家成交不買、賣家成交不賣、惡意評價、貨物風險歸屬等幾種常見的爭議進行處理。由此可見,受理的糾紛類別限于貿易糾紛中的多發類型,而不包括諸如知識產權、名譽侵權等問題。這是因為,糾紛解決需要各種資源的投入,而糾紛處理不收取額外費用,因此支付寶傾向于集中力量處理多發的、與貿易直接相關的糾紛。同時,在確定受理范圍時,支付寶也已經考慮了可操作性和處理結果的可執行性。諸如侮辱、誹謗、侵犯知識產權等侵權糾紛,法律多有強制性規定,支付寶無權以自己的規則來評判。而如果涉及對行為的強制或者懲罰性賠償,則超出了支付寶與用戶服務協議中約定的支付寶的權限范圍。因此,對于這些問題,支付寶聲明,“本公司非司法機關,對證據的鑒別能力及對糾紛的處理能力有限,本公司處理爭議完全基于您之委托,本公司不保證爭議處理結果符合您的期望,亦不對爭議處理結果承擔任何責任。”

      《爭議處理規則》還規定,任何時候買賣雙方就爭議解決達成一致,支付寶都將中止其糾紛處理,并堅決執行雙方的協商結果。但由于支付寶沒有明確規定調解的時限以及如何認定調解失敗的標準,如果固守“調解優先”這一原則(并且由于支付寶“不對爭議處理結果承擔任何責任”),就很可能出現糾紛久調不決以及在調解中一味“和稀泥”的現象。同時,與傳統的面對面溝通來解決糾紛的方式不同,在網絡交易糾紛處理中,由支付寶主持的在線調解是糾紛處理的必經程序,從爭議解決程序的發起到進行裁判或協商,甚至到做出裁決或達成解決協議以及支付有關費用都主要通過網絡技術來實現,當事人之間及當事人與爭議解決機構之間不進行面對面的會見。由于這種方式是通過電子郵件這種不同步通訊的方式進行單線交流,因此買方、賣方、支付寶三方同時在線的即時性交流難以實現,“由于缺乏面對面的交流,調解員的調解技能和個人魅力得不到充分的發揮,進而影響調解的成功率”需要注意的是,支付寶沒有單獨的“在線糾紛解決機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而只是由企業內部處理投訴的部門兼任解決糾紛之職;擔任裁判者的是其內部的客服人員,而不是專業的法律人士,也不包括行內的專家。

      因此,它沒有能力提供基于專業法律知識的糾紛解決服務。盡管具有多年經驗的客服人員同樣可以從專業角度來調解糾紛,但在很多情況下,為避免在調解過程中產生新的糾紛,客服人員也不會過于深入地介入糾紛,其發揮作用的方式主要是以中間人的角色促進買賣雙方的協商。

      這就容易導致以下問題:(1)實際運作效率較低。在支付寶論壇中經?梢钥吹綄χЦ秾毥鉀Q糾紛效率低的抱怨。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投訴數量太多,客服人員無暇兼顧,因此往往推給當事人自己協商,而不愿太積極地行使判斷權。更深層的原因則是企業(在自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對他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天然地缺乏關心,因為它并不是像國家機構那樣以社會公益為導向,而是以企業利益最大化為導向。(2)出于企業自身的發展考慮,在解決糾紛過程中,企業可能偏袒為其繳費多、貢獻大的用戶,而對普通消費者或小型商家的利益關注不足。(3)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當糾紛發生而企業規則出現空白時,容易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態度,傾向于避免因糾紛處理而被訴。

      四、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動:第三方支付規則的啟示。

      在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人們普遍把各種新問題的出現都歸咎于法律的空白并呼吁相關的法律法規盡快出臺,這種觀念逐漸成為思維定勢:即,任何一個新的法律問題只能依靠新的立法來解決,并且只要確立了新的法律法規,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然而,通過觀察我國網絡交易的發展現狀可以發現,專門性、針對性的國家正式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但網絡交易卻在第三方支付企業規則的規范下,有效解決了一些關鍵性問題,從而實現了快速發展。

      有研究指出,“服務規則作為調整網絡交易平臺涉及的各方利益的工具,從作用上來講與法律相似”,通過對支付寶相關規則的分析,也提醒我們應當關注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規則在推動網絡交易秩序形成方面的作用。相對于政府具有宏觀調控的優勢而言,企業具有更強的微觀信息優勢。在傳統的商務活動中,當事人主要是買賣雙方,有時為了增強當事人的信用,會讓第三方加入進來,如保證人、銀行等等,但在網絡交易環境下,從當事人就合同的簽訂進行協商起,作為電子商務第三方的中介機構就參與進來,成為必不可少的參與人。這些第三方機構往往可以獲得關于市場主體行為的第一手信息,充分體察網絡交易者的心理狀態和市場特征,因此其制定的規則就能夠更加貼近復雜多變的商業實踐,從而有針對性地規范網絡交易秩序,客觀上促進網絡市場的發展。

      當然,有效的第三方支付企業規則并非僅僅是企業自身對市場分析的結果,而是企業在與市場主體間不斷互動的產物。有研究指出,“(互聯網)能導致規則制定程序日益分散化和民主化”

      ,用戶把制定規則的權利委托給第三方支付企業,而另一方面,用戶可以根據自己對有序社會構成要素的不同看法,在不同的網絡實體間選擇進入或推出各種各樣的規則集合,從而影響和制約著網站所制定的規則。在這種不斷互動、演進的過程中,第三方支付企業可以對特定的市場行為具有更加清晰的把握,對破壞市場秩序的行為予以預防和監控,從而實現對網絡交易秩序的“源頭治理”.從支付寶的相關規則上,正是那些有效的預防機制,鼓勵了交易者參與網絡交易的積極性,擴大了網絡市場的規模。

      但在肯定企業自治規則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到由于企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屬性,其制定的規則并不能夠對網絡交易秩序構成完全的保護,仍然存在局限。這就需要國家發揮公共治理的作用,在此過程中,也需要對國家正式法律制度和企業規則之間的關系進行探索。

      在電子商務領域,從企業規則上升到行業規范再到國家法律的模式是一種合理的進路,這種模式是與電子商務交易的多樣性、廣泛性、跨地域性及多變性相適應的。

      有學者指出,當下中國處在市場培育與發展、政府職能轉變和國家干預主義并舉的行政國家狀態,在整體上,法律規則多是由立法者決定強制施加于社會秩序的,而不是“自然而然”逐漸演進的。然而,實踐表明,在網絡市場的發展歷程中,我國政府強力干預的色彩并不明顯,從現有的一些部門規章、政策看,都不約而同采取了促進為主、監管為輔的態度,并大力倡導發揮行業規范的作用。這一狀況表明,在網絡市場領域,逐漸演進的立法模式是可能的。當然,從“多中心治理”的視角看,要健全國家法治,并非是主張將所有的企業規則都上升為法律;作為規范市場秩序的重要形式,企業規則也應被看作是“法治”的構成部分,其獨立性的意義應當予以足夠重視。對于網絡市場的發展而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協調好非正式制度(企業規則)和正式制度(國家法律)之間的互動,進而利用這種互動來保證良好秩序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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