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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支付監管體制發展探析

    添加時間:2016-05-20 11:45
      我國的第三方支付起源于1998 年。這一年,北京市政府與人民銀行、信息產業部、國家內貿局等中央部委共同發起首都電子商務工程,并確定首都電子商城為網上交易與支付中介的示范平臺。1999 年,北京“首信易”支付平臺正式運行,成為我國首家實現跨銀行、跨地域提供多種銀行卡在線交易的網上支付服務平臺。
      
      2003 年之后,伴隨著我國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為更好地解決網絡購物、網絡交易資金的支付問題,實現互聯網與金融內網的對接,以支付寶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機構迅猛發展。此后幾年里,第三方支付行業進入快速擴張的階段。然而,隨著交易規模和客戶數量的不斷攀升,第三方支付在客戶備付金權益保障、支付平臺安全等方面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由于市場潛力巨大,各類商家蜂擁而上,導致無序競爭和惡性競爭,使得第三方支付面臨較為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
      
      一、規范發展時代的到來。
      
      為規范非金融機構支付市場秩序,促進非金融機構支付業的發展,加強對相關業務的監管,2010 年人民銀行公布了《非金融支付機構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次年發放了首批非金融機構支付牌照,至此我國第三方支付全面進入規范化發展時代。2011 年,以金融機構和第三方支付機構為主要成員的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成立,并頒布了一系列行業自律規范和自律機制,為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提高行業規范經營水平和加強風險管理及內控管理能力,提供了有力的行業保障。
      
      自 2010 年進入相對規范發展的時期之后,包括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預付卡、POS收單等業務在內的第三方支付市場在我國更加蓬勃發展,交易量持續快速攀升。根據人民銀行的數據,2014 年第三方支付機構累計發生網絡支付業務374.22 億筆,金額 24.72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了 93.43% 和137.6%.
      
      二、支付監管的持續完善。
      
      當前,第三方支付體系已成為中國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與此同時,在新的形勢下,風險事件、安全問題以及支付機構倒閉等現象接連出現,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并致使監管機構采取多種方式著力整頓少數第三方支付機構的違法違規經營行為。
      
      在經過第一階段的快速發展之后,從市場份額來看,如支付寶、財付通等少數第三方支付機構占據了絕大多數市場份額,而大多數第三方支付機構的盈利模式尚未明確,自主開發和創新能力較弱,缺乏獨特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業務模式來自于拷貝和模仿,產品和服務同質化嚴重。在對剩余極小的“長尾”市場份額進行競爭時,不少企業為了爭奪客戶資源,不計成本采取價格戰策略,導致自身盈利能力受限以至虧損,有的企業甚至出現了兌付危機。
      
      在此背景下,人民銀行在《辦法》的基礎上,于 2015 年7 月 31 日發布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 ( 征求意見稿 )》(以下簡稱《意見稿》),引起了各方的熱議。
      
      我們認為,對于《意見稿》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要避免各種誤讀和夸大,因為在目前零售支付工具快速發展、非銀行信用支撐的電子支付賬戶變得更加復雜的情況下,《辦法》是一種過渡性的合理選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歐美等國家對于非銀行支付機構的監管都比較嚴格,比較而言我國則相對寬松。2014 年以來,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更加重視提升支付體系的效率,并積極應對移動支付等新興電子支付的挑戰。
      
      為此,在以《意見稿》引導支付市場規范發展的同時,也需要盡快推動支付清算體系的法律法規“補位”、市場架構的健全、動態監管及協調機制建設、支付文化與消費者保護的強化等,從而盡快縮短改革過渡和探索期,達成支付體系發展的戰略共識,在更加良好的支付生態環境下推動零售支付服務效率的提升。
      
      三、行業變革前景與趨勢。
      
      伴隨監管機制的不斷完善,未來第三方支付行業仍然會呈現高速增長態勢。尤其隨著電子商務交易規模的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傳統行業互聯網化程度日益加深,線下銀行卡收單市場交易規模繼續擴大,第三方支付機構線上線下一體化布局日趨完善,第三方支付機構與傳統金融行業的深度合作還將持續。此外,隨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不斷普及,第三方支付行業的輻射范圍將逐漸從一二線中心城市向三四線城市、小城鎮和鄉村滲透發展,而中小城市、鄉村的廣闊市場或將拉動第三方支付行業的新一輪增長。
      
      由于第三方支付行業的參與者越來越多,各企業在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收單等業務領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同質化,業務規模和利潤增速的下滑、監管機構的嚴格監管和大力整頓,促使第三方支付機構謀求轉型,在原有支付業務承擔收付款功能的基礎上,與財務管理、市場營銷、金融服務等業務進行疊加,爭取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尤其是處于行業領先地位的支付機構,將對多年發展積累的大量客戶數據信息進行挖掘、整理和利用,對用戶賬戶變動規律、支付習慣、關注商品類型等進行深度研究,以傳統的支付業務為中心,向前端和后端拓展。其中,可以利用過往交易流水、企業基本信息、上下游企業信息、行業基礎信息等,向前端發展融資、理財、財務咨詢等業務 ;利用企業目標客戶信息、客戶支付習慣信息和賬戶信息、目標行業目標市場信息等,向后端發展戰略規劃、電子商務解決方案、線上營銷、市場推廣等業務,從而進一步實現支付業務的增值和延伸。
      
      四、從主體監管到功能監管。
      
      從全球性、長期性視角來看,應該跳出銀行和第三方支付的機構分立,逐漸從新興電子支付本身來看問題。因為各國都出現了零售支付產業既競爭又融合的趨勢,難以將線上和線下產業模式簡單區分開來,越來越多的電子支付業務和產品很難按照傳統分業監管思路來進行監管。從監管者的角度來看,或許需要著眼于產品本身的支付特征、風險特征、技術標準,而非不同的支付服務提供主體。
      
      從產品和服務的功能來看,無論是銀行還是第三方支付機構,未來的創新重點除了支付服務本身,還要依托于支付工具和端口提供多元化金融或非金融服務,如基于互聯網支付平臺的財富管理等,因為這些創新能夠深入到所謂的“長尾”和草根階層,所以更多的是一種零散型、大眾型的理財服務。
      
      具體而言,新支付時代核心競爭力來源于場景建設。無論是銀行還是非金融支付機構,未來在新興電子支付發展中面臨的挑戰是相似的。新興電子支付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于供給端,也就是支付技術的演變所帶來的各種各樣令人“腦洞大開”的支付工具創新,尤其體現在移動支付領域。支付領域的創新應該從以技術為導向轉向以需求為導向,扎根于客戶的需求,更加重視場景建設。
      
      總之,《辦法》的頒布開創了我國第三方支付行業的第一個“五年黃金發展時期”,當前,伴隨規則的持續完善,第三方支付行業進入第二個規范與發展并存的“五年過渡時期”.目前,全球零售支付都在遭遇新技術的沖擊,金融基礎設施的布局也發生了變化。能否處理好短期系統性風險控制與長期發展效率之間的關系,對于各國監管部門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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